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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淞沪大战正酣，数十万中国士兵在炮火中死守家园。就在生死关头，美国颁布了所谓的“中立法”，表面上宣称对中日一视同仁，实则把援助的大门关在了被侵略者面前。
战争不是抽象的条文而是实力与通道的较量。日本拥有庞大的商船队和海军护航，能从海外源源不断地运走军需；中国的商船寥寥，又被封锁，外援几乎难以进入。那一纸“中立”，更像是绑在受害者脖子上的绳索，而非约束侵略者的枷锁。
更令人寒心的是当时美日经贸关系密切，许多工业与军工物资通过贸易流向日本。钢铁、燃油、机械等战略性物品满足了日本扩张的需求，有些来自美国的工业品最终成了落在中国城市上的炸弹。对国人募款奔走的人来说，这种现实无疑触目惊心。
华盛顿的态度也并非一贯坚定。1938年的“道义禁运”更像口头劝诫，难以遏止逐利的商人；限制名存实亡，买卖仍在进行。与此同时，美国对华的贷款附带苛刻条款，有的甚至限制购买军火，这进一步削弱了中国从外部获得抗敌能力的可能。
直到战争后期局势才渐生转机。日本长时间的远征消耗了外汇与财政，美国在遭受直接打击并发现亚太利益受威胁后，才对日采取严厉制裁并转向援助中国。随之而来的援助在关键时刻确有作用，盟军飞越喜马拉雅的空运更是用鲜血换来了一条生命线。
但必须面对的现实是美国早期的做法既受利益驱动，也留下了深刻的代价。后来那些为盟军牺牲的飞行员和援助人员，很多是在弥补此前政策迟缓与犹豫带来的损失。救援虽及时，却无法抹去之前的扶助与拖延所造成的伤痕。
将二战胜利单纯归功于某一国，是对历史的简化。战争初期在泥泞中硬扛、承担最大代价的，首先是中国与苏联。他们拖住了侵略者，消耗了敌人的力量，才让后来局势逐步转向有利一方。美国的参战加速了结局，但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力量。
因此当有人要求我们“只感恩美国”时，应保持清醒：感恩不等于盲从。缅怀盟友的牺牲固然必要，但同样要记住历史的复杂与不公——外援来迟，贸易一度助长了敌人的拳头。
历史的教训很直接国难当前，依赖外援往往是无奈之选，但不能成为长期被动的理由。建立自主工业、强化海防、提高外交警觉，才是国家不再受制于人的根本保障。
当中立披上面具真相终会被时间撕开。缅怀先烈的同时，更要记住如何不再重复被动：金钱能买到武器，却换不回牺牲者的生命——这才应刻在骨子里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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