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科技行业正在蓬勃发展，不断刷新着我们对未来的想象。
国务院关于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的报告显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在全球的创新力排名较上年上升1位至第11位，是10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中国拥有26个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超过上年的24个，位居世界第一，连续两年位居世界各国之首。
不过从目前来讲，科技创新效能仍存在提升空间，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创企业估值难、管理能力短板等问题仍是科创领域的困扰。“很多人认为管理是一个低门槛的行业，但其实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很多搞技术的人不了解如何管理和经营企业，而这正是我们要赋能的关键点。”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
陆雄文强调，创新产品能否在市场化进程中取得成功，最终的评判权掌握在市场手中，绝非仅仅投入生产就能确保成功。
“科创是一个新的领域，科创产品的价值评估，是传统金融学难以精准解答的复杂命题，”他指出，“例如，如何为尚无明确市场对标、技术路径独特的产品定价，如何降低前沿技术的产业化成本，使其能被消费者所接受等，都是管理学必须深入研究和提供解决方案的核心课题。”
上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管理大视野”活动暨复旦大学EMBA西南同学会2025年会在成都举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等多位专家学者与政企代表共同探讨西部产业发展的核心命题。
管理学赋能科创成果商业化
一项创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看似只需经历研发、产品化、市场化三阶段，实则每个环节都暗藏管理鸿沟。科研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脱离市场，但是无论是产品还是企业，一定与市场紧密相关。
根据《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4（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简称《报告》），我国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呈现稳步提升态势。2019-2023年间，科技成果转化合同总额实现显著增长，通过转让、许可、作价投资和技术开发、咨询、服务6种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总合同金额从2019年的1085.9亿元攀升至2023年的2054.4亿元，增幅达89.2%。
但实际上，科技成果走向转化只是一个开始，科研成果最终能否真正转化落地，取决于理论成果能否适应当下产业发展，产品能否契合消费者的需求。一个实验室成果如果无法找到合适的落地场景，这些专利就可能就此“沉睡”下去。
陆雄文在采访中指出，科创企业在从0到1再到10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技术的实现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续的批量生产、市场检验以及成本控制同样关键。“我们做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赋能科研人员，帮助他们更好地将现有技术实现商业化。”陆雄文说。
《报告》提到，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我国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仍存在科技研究投入结构有待完善、科研团队商业化人才稀缺、资本阶段性错配等问题。
当前，复合型科技管理人才的短缺，是科研成果落地期间面临的难题之一。“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并不是技术方面的专家，但是他们曾有过在大公司历练的机会，他们非常了解技术发展趋势和产业前进方向，并且拥有很强的资源整合能力。这些年轻人能够找到科学家，找到工程师，并且知道怎么建立市场通道。”陆雄文说，“但是这些类型的企业走的往往是模仿别人并超越的路线，但原创类的企业往往都是由有科学技术背景的人创立的。真正能够做到‘best in class’、‘first in class’的大多都是科学技术专家。”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前的科创环境虽然充满机遇，但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一方面，国家政策对科技创新的大力支持，为创业者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土壤；另一方面，国际竞争和地缘政治的影响，使得技术交流和资本流动受到限制。这种复杂的外部环境，要求科创企业在拥有核心技术的同时，还需具备强大的市场适应能力和管理能力，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成都科研资源丰富，产业链完整
随着国家战略目光聚焦中西部，四川迎来了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在谈到成都的产业环境时，陆雄文表示，成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潜力的城市。
“成都拥有强大的高校和科研资源。四川地区的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产业在全国都占据重要地位。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四川拥有众多的电子研究基地和产业集群，从材料到芯片设计再到信息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
截至今年2月底，成都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55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超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至354家，人工智能成长为新的千亿级产业，国家级产业集群增至14个。通过强化创新平台建设、加速成果转化、培育科技企业集群和深化国际合作，一个以人工智能、机器人、电子信息为核心的科技创新生态体系正在构建。
同时，陆雄文认为，生态构建中还存在一个关键瓶颈，即新兴产业的建设不仅需要强大的知识背景和产业集群，政策的配套和完善也至关重要。当前，许多国有企业在投资科创企业时，由于内部决策机制和问责制度的限制，往往难以适应科创企业的高风险特性。
“我们要相信民间的力量。政策与实践之间的脱节，可能会影响到科创企业的融资和发展，而整体宽松的政策环境，能够激励新兴产业更好发展。”陆雄文谈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创企业家开始意识到管理知识的重要性，我们希望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为科技创新提供全方位的赋能。复旦管院也在积极探索与四川的众多部门、园区展开合作，针对性地运用管理理论，为科创企业提供精准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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